黄金般的90年代：张近东和他的恋曲1990

（原标题：黄金般的90年代：张近东和他的恋曲1990）

摘要： 谁又能预测到，在结束了黄金般的90年代后，张近东会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对手是来自凶狠的潮汕商帮黄光裕

这位长相酷似老牌男演员尤勇的亿万富翁坐在主席台上，看着那些比他小上30岁的年轻人蹦蹦跳跳——他在试着接受员工们的“放肆”：他们一声声喊着“牛逼”、“牛逼”，或者用一些来自亚文化的段子和招牌动作渲染气氛，而他正襟危坐，保持着礼貌式的微笑。

理论上，要让60后的他去真正领会90后的语言，其实并不容易，毕竟张近东不是张朝阳。

长久以来，他和他的亲密部下们竭力塑造着一种很“正”的形象，你在网上很少能看到有关张近东轻松诙谐的一面，更别说那些充满调侃的段子。王健林被称作岳父，马云是爸爸，李彦宏是厂长，刘强东有奶茶……张近东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接近于柳传志式的风格——权威，不怒自威，像是一个无比严厉的父亲。

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反差，所以在今年的“苏宁之夏”上，当张近东唱起《恋曲1990》时，全场掀起了莫名的热潮。

1、

张近东应该会对1990年代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怀念——他的创业始于1990年，那一年唯韦的《亚洲雄风》唱遍大街小巷，周迅还在拍年画挂历，杨澜的《综艺大观》已经开播。

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张近东的成功来得太快了，至少在财富的积累上是这样。

几乎就用了一年多时间，这个毫无准备的年轻人就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1991年下半年，他跑去深圳，吃饭的时候一位供应商神秘地对他说，“现在百万富翁已经不稀罕了，深圳已经有千万富翁啦。”

听完这话，张近东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喝下了两杯酒——令他自己都意外的是，还不到29岁的自己，就这样已经跻身了全国千万富翁之列。

1991年，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是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他们，史玉柱是在那个时候被记者追捧为“巨人”的，可他不知道的是，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为巨人时，离倒霉也就不远了——后来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没想到的是，大厦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杨元庆已经进入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在当英语老师。

刘永行兄弟在1991年搞起了希望集团，不过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议论很多，就“感到压力很大”，跑到县委领导面前，申请“把这个企业送给国家”。

丁磊还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念二年级，而张朝阳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些毛头小伙子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跟着张近东的年轻人也发达了。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金明，在1993年，坐上了人生的第一次飞机，腰间配上了象征财富的大哥大，要知道这个体形巨大，像块黑砖头的东西，可得花上几万块钱才能买一个。

客观来说，90年代还是一个对财富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崇拜的年代。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1991年第一次来到上海，他描述说“整个城市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

那个时候，掌握财富钥匙的还仅仅只是小部分人，人们刚刚睁开眼看世界，许多人还在争论理想与现实，诗人是那个时代最受人崇拜的职业之一，如果你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海子的《亚洲铜》，那一定会是饭局上的焦点。

直到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著名的“南巡”，“致富光荣”才真正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而马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鼓捣他的海博翻译社。

2、

和别人相比，张近东的90年代几乎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始，但这并没有让张近东懈怠半分，他还是会毫不客气地批评属下，“他的声音很大，仿佛可以将屋顶掀起来。”跟随张近东已经快25年了的金明回忆说。

没有人会知道张近东为什么会如此地苛刻，他对细节盯着不放，员工稍有不对，他那被形容为“地动山摇”的吼声就马上来了。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张近东对细节的苛刻似乎从来没有放松过，据说2008年奥运会时，作为奥运火炬传递接力手的他，在私下甚至把跑步的姿势练了又练。

不过在电器厂商的眼里，那时的张近东仿佛就是台印钞机——从一家卖春兰空调的门市部起家的张近东，能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的很重要原因是，他敢于向厂家提前支付大笔的预付款，从而获得非常好的价格和货源支持。

1994年年底，华宝、春兰、广东三洋是苏宁重点经营的3个品牌，张近东分别给了2个亿、1个亿和5000万的资金支持，而这些钱全都来自银行的贷款，张近东需要承担的利息就超过500万。

这样的豪爽、大气，并不是没有风险。“淡季打款”的订货模式就像是一场赌博，如果当年的夏天是“凉夏”，那又会有谁愿意走进苏宁的门店呢，毕竟大家都一样播着同一首《祝你平安》。

幸运的是，张近东的好运不断，几乎夏天每年都比往年热，而在普及了电视机之后，空调成为了老百姓最想买的家用电器，这个需求超过了洗衣机，而争相购车的情况则还要再过10几年才发生。

在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之后，中国几亿人口的市场，爆发出了令人振奋的第一波消费热潮。大家向往个性的生活，T恤衫上印着“烦着呢，别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1994年颁布，其中一章规定了“五天工作日”——法律详细规定了公民每周和每月的工作时长，并且对加班时间的报酬也做了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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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付款的模式，张近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有一次，他给春兰一次打款5000万，身边的人夸张地回忆说，当他在支票上签字时，手竟然有些发抖，浑身大汗淋漓。

这就是90年代，一个空气中混杂着江湖豪气的年代，中国的商人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兄弟般的感情，他们又都有着赌徒般的野心，坚信搏一把就能闯得出来。

但，转念想想，这又怎么可能呢？就像村上春树描述1Q84时那样——“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崇尚利益的商业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朋友。

1993年，张近东和南京八大商场之间的矛盾公开。在一次公开场合中，当主持人报到张近东的名字时，南京八大商场的家电总经理选择了集体退场。

“当时我的感觉是震惊，第一次体会到商战的可怕，原本称兄道弟的人忽然那么对你——一般人很难接受的。”多年以后张近东回忆起这一幕，不知道语气会不会平淡一些，他那标志性的沙哑的喉咙，就是在那一年落下的。

那是真正的商战。

双方宣战后，谁都没有放过彼此，张近东接二连三在媒体上投放了一些赤裸裸的广告，比如他让人设计了一副“后羿射日”的广告，暗示苏宁可以把八大商场像太阳一样一个个射下来，后来又推了一则广告，广告上苏宁骑着一匹战马，挥刀把八大商场斩于马下。

那时候的张近东带着令人诧异的狠劲，可是很奇怪，他的转变也很快。几年之后的1999年，当苏宁从空调批发商转型做电器商场，准备在南京的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的淮海路上，开出苏宁电器的第一家门店的时候，在同样遭遇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手下的人设计的开业广告语是“淮海战役在淮海路打起”，而张近东却悄悄地改成了“到今天的苏宁来看一看”。

1993年的苏宁是狂妄的，而1999年，在经历了家电市场的反复恩怨交恶后，36岁的张近东有了另一种的气度——从被家电厂商奉为座上宾，到被无情抛弃，再重回盟友关系，这一路的人情冷暖，或者只有张近东自己心里真真切切地清楚。

作为一个外界观察者，我们愿意相信这样一个结论：90年代的后五年，是张近东真正理解了商业真谛的五年。

这一定是和社会的进程是相关的，在1995年以前的10年里，有86%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可是从那以后，认定“今不如昔”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在城市里，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从这些精确的数据中，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是：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短缺经济”失灵了。政府当年的统计报告说有600多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甚至干脆说，“没有不多的”。

空调电器也一样。批发生意一方面面临厂家的渠道重建，另一方面单一的产品结构和消费市场出现了不匹配——张近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这远比和当年八大商场的竞争情况更糟糕，张近东需要面对的是对自己的革命，后来的故事成为了苏宁之后转型的力量源泉——张近东拍着桌子给自己的老伙计们下死命令，对内他用权威推动了转型，对外则争取了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

这一点，和后来张近东在面对互联网汹涌的浪潮时，采取的策略是何其的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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