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尽世俗化 郭敬明的文娱帝国能走多远？

（原标题：极尽世俗化 郭敬明的文娱帝国能走多远？）

当中国青年已开始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郭敬明还能凭借其作品构筑的浮华奢侈的虚像世界，来维护住自己的文娱帝国吗？

郭敬明，1983年6月6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青年作家，同时也是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最小说》等杂志主编。

他是现今中国最受争议、热门话题生产能力最强的青年作家之一，而有的争议和话题已持续上十年。这其中，有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

不管前两天那场举报风波到底结论如何，我们可能都得接受一个事实，十四年来，所谓“倒郭”已成中国公共讨论中一种无声的“政治正确”。

▲郭敬明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封面。作家庄羽以该书在故事情节、人物特征、语言风格等方面抄袭其作品《圈里圈外》为由，于2003年12月将作者郭敬明、出版发行单位及销售商北京图书大厦诉上法庭。官司持续两年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

的确，就像一些采访和评论所说，郭敬明的努力、精明和才华塑造了他。但我们可能既需要理解郭敬明的流行，也需要理解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青年文化。今天本文的作者，通过综合公开资料，用他的评说方式表达了一种说法：郭敬明是带着“抄袭原罪”流行起来的作家和商人；他精于计算，他回避时代议题，他在作品中将绝对世俗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这些都契合了一种被称之为“单向度”的流行文化。不管你是喜欢，是拒绝，还是漠视，这就是我们所感知的时代。

▲郭敬明导演作品《小时代4》（2015）海报。图片来自网络宣传。

然而，不仅中国社会在变，在本文作者张天潘看来，不断曝光的负面新闻（包括未经证实的网传消息）也可能在解构郭敬明及其商业大厦。

撰文 | 张天潘

从出版到影视

用“小时代”构筑文娱帝国的“大时代”

郭敬明，1983年生人，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成为80后最具代表性和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在的2001年和2002年的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连获两届一等奖，由此名声雀起。但真正让他爆红的，却是并不光彩的抄袭案。女作家庄羽以《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在故事情节、人物特征、语言风格等方面抄袭其作品《圈里圈外》为由，于2003年12月将作者郭敬明、出版发行单位春风文艺出版社及销售商北京图书大厦诉上法庭。

官司持续两年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判决郭敬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停止《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出版、销售行为。

▲《梦里花落知多少》在豆瓣上的评分为7.2，按照一些读者的说法，评分高于他们的想象。数据来自豆瓣读书（截至2017年8月24日）。

但令人遗憾的是，郭敬明从头到尾不承认自己的抄袭：“对自己所不认同的事，哪怕世人全都相信，我依然不会随意苟同。我不会道歉！金钱、名声，这些东西，真不是那么重要，我都可以给予，惟独道歉，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也决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曾经创作时的辛苦，放弃了所有依然喜欢着我的文字的人的希望。”

之后，关于郭敬明的争议一直不断，并且这个污点伴随着所有的过程。但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挖掘下，快速地跳出了抄袭泥沼。黎波也是公认的郭敬明幕后推手，据2014年7月黎波接受《今晚报》记者专访时透露，正是他请老作家王蒙和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做他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

2006年8月，郭敬明结束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合作，转而跟黎波所属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合资成立柯艾文化公司，郭出任董事长。他的身份，终于从作家转型为商人。2010年3月9日，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柯艾将成为最世旗下子公司，郭敬明组建了更庞大的商业矩阵，最世文化旗下签约的作者，不乏笛安、落落、安东尼、七堇年、痕痕、消失宾妮、胡小西、猫某人、苏小懒等写作者和漫画师，通过系统地商业化运作，像打造偶像艺人经纪公司一般，纷纷把这些作者捧成青春文化的热门作者。

通过自己的书籍和图书运作出版，出版《小时代》系列、主编的《最小说》等，郭敬明成为了老板，千万的年收入。当出现中国作家富豪榜时，他在2007年、2008年、2011年，郭敬明分别以1100万元、1300万元、2450万元的版税3次位居榜首。

在写作积攒了足够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后，郭敬明水到渠成地进入了影视行业，将自己销量巨大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最大化地开发和赚取IP价值。

▲电影《小时代》（2013）宣传海报。

2013年6月，郭敬明的处女座《小时代》上映，创造了国内电影市场2D影片首日票房新纪录，首日票房7300万元。《小时代》系列四部近18亿的总票房（电影票房数据库显示，一到四分别为4.88亿、2.96亿、5.22亿、4.87亿）。但高票房背后却是品质的匮乏，《小时代》1和2一共只拍了79天，画面轻浮奢华，剧情肤浅，各种时尚元素的过分堆砌，令人尴尬，电影口碑烂，最高的仅为4.9分，没有一部能够在及格线以上。

最新的《爵迹》在画面上采用100%纯CG动画模式，虽然最终票房3.81亿，但口碑依然扑街，只有3.8分，创了新低。这也可以看到其IP开发的日渐颓势。但21亿电影票房与6家文化公司法人及多家企业的主要股东身份与财富，已经构筑起了郭敬明一个人的文娱帝国，迎来了他的“大时代”。

被物质囚困的“小时代”

“用物质堆砌的生活哲学”

尽管他的书为很多人诟病，像“悲伤逆流成河”等成为众人调侃之名句。而他在生活中，也是热烈追求物质，显露了对物质的赤裸裸的崇拜，饱受质疑却依然我行我素。从他的微博、文章、言语等，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的奢侈品、豪宅，以至于闹出一个笑话，他曾在博文中说“到底我要换哪一款电脑，才能让它在一堆ARMANI和达芬奇家具中间每天相处而不自卑……”，但很快被响亮地打了一巴掌：达芬奇家具却只是个假洋货。不过，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特点，并且在多个场合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正名：“我不太爱掩盖自己的缺点，有一些小虚荣，还有肤浅，但是我也不爱把自己塑造得很高大全。”

郭敬明承认，自己曾被物质羞辱，然后他又臣服于物质，用物质堆砌起自己的生活哲学：“你要爱钱就表现出来很爱钱。你要真的仙风道骨不在乎物质，那也很好。但你不能一方面看不起人家物质；另一方面自己又拼命追求钱，特别在乎，那我觉得你挺没劲”。

作为一个显著的符号，郭敬明则代表着一种绝对世俗化的文化倾向，他远离政治与现实的议题，专注于自己的商业写作，现在又投身到电影制作。但不管他的注意力怎么转移，他的核心架构一直没有变化——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都在全力构筑一个由物质与情爱组成的虚像生活空间，精致、奢华、浪漫、感伤、柔美、魔幻，以至于大部分成年男性看到他的文字都浑身起疙瘩。

但他坚持着，因为他坚信，这种虚像的生活空间在现实中往往是常人难以抵达的，而这正是很多人特别是女性、少女们所热爱的世界，感受到无数的唯美想象，心甘情愿地被物质囚困而乐不思蜀，沉溺在虚像“小时代”里。但很多人对此是鄙视的，以韩寒为代表的观点就认为，“我觉得他就是写给那些地级市、县级市或者城乡接合部的人看的，作为大上海的繁华和奢侈品的一个教程吧。”

但这是郭敬明聪明的地方，他充分地捕捉到和迎合了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成就了他庞大的文娱帝国，从书、杂志再到电影。在舆论对郭敬明大加讨伐的时候，他或许真是忙着在数钱呢。

不知道是否也有人和我一样，在拼音打字输入时，我总是容易把郭敬明错打成“够精明”。但是误打误撞，这个词汇居然如此地吻合了郭敬明的特征：一个精明十足的文化商人，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而且坚决地规避任何政治风险，只谈风月，不关心现实与政治，或者是政治心智还处于初级阶段。

洗不去的原罪标签

“黑郭”似乎成为习惯

在中产阶层文化精英的话语体系下，郭敬明的种种选择与姿态就难免被戏谑，以至于现在大家“黑郭”似乎成为习惯了，或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正确”，只要是嘲弄郭敬明的，能够得以大家会心一笑，每一次他的负面，总是会有无数的自带价值判断的围观审判者，而挺郭敬明或者为他说几句话，估计就被视为无知的脑残粉了。

但在这个“大时代”，对于郭敬明来说，无论如何努力，如果地成功，都注定他是一个带着原罪的文化商人，他必须为他曾经的犯下的且至今仍不承认的错误付出代价。他作为文化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和文娱帝国缔造者，巧妙地利用了“文学”这个还有点利用价值的名号，以抄袭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再依靠商业运作以多次方增长的速度成名，从而获得了高收入。因此，哪怕不从文化底线看，仅仅视为商人，他也应该承受商业的基本规则，那就是失去诚信后的不信任惩罚。

商人在商言商是最低的要求。商业领域的诚信问题，正如俗语说的，无信不立，这其中包含一种潜在的契约关系，当你产品投放到市场后，或者消费者（读者）在消费你的产品（作品）时，他们的正当权益是享受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一旦这个产品发生致命的缺陷，或者产家出现不良记录之时，公众的质疑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而郭敬明频频喊冤，希望大家别用偏见看待他，别给他贴上标签。他也深感委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大家一直不放过他？事实上，这并不能怪罪社会公众的好记性，自己当年破坏文化底线和商业诚信遗留下来的苦果，必须要自己吞下。然后他的委屈和种种回避，则反映了他对自己曾经行为毫无反省意识，也未能承受起作为一个有“不良信用”记录商业个体理当的责罚，所以，这也是他的粉丝耿耿于怀人们为什么“黑郭”的根源所在。

郭敬明与时代

从物质主义走向后物质主义？

郭敬明不是自己创造了郭敬明，时代造就了郭敬明，黎波也说，“其实是各种合力造就了他，他赶上这么一个时代，其实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与郭敬明那些作品所营造的浮华、奢侈的想象性现实一致的是，真实的现实，却是正一路向着郭敬明的“时代”狂奔：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在境外消费的奢侈品高达6300亿人民币，连同国内市场，中国人一共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中国人支撑起了全球奢侈品销售的半壁江山。而年轻消费者90后、95后渐成奢侈品核心人群。

调查公司益普索曾发起一项调查，多达71%的中国人表示，他们通过拥有的物质财富来衡量自己的成功，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受访国家，中国的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就警告过：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都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人们纷纷拜倒在了拜物教门下。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背后，通过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日渐加剧的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年轻人成为了金钱和物质的奴隶，无数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物质主义的怀抱，哪怕头破血流、出卖灵魂、丢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这样的单向度下，每个人的生活，就被财富、权力、成功、上流社会等这些到处充斥着的价值观所遮蔽，从而抹杀了个人的各种微观生活体验与细节，而如果抗拒这些价值观的，则被认为是失败者。

中国文化学者陶东风在《文化研究与政治世界批评的重建》一书中就提到，90年代的消费主义则是一种畸形世俗化时代出现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深度结合。畸形的世俗化鼓励人们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等等，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把玩自己或他人的隐秘经验，偷窥明星隐私，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

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娱乐世界、影像世界（可以统称为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同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却急剧地萎缩与衰落了。郭敬明构筑的虚像世界，以及公众这次对于郭敬明那些“房事”的热衷，一体两面，都在充分地验证了这个观点。

当然，或许应该乐观些，毕竟郭敬明及其聚拢的文化群体，并不能代表全部中国青年。在物质主义和单向度价值观的压迫下，青年们开始选择走向了更具张力和品质的生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中，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主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正式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后物质主义”是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的，他阐述说，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胜过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被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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