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的时候,总听到一种讨论:电影要不要和戏剧分家?
可见在小鲜肉去话剧院混事业编之前,中国的第五代就开始从戏剧取经了。90年代,姜文在欧洲拿奖拿到手软,顺便领略了一圈殿堂级海外电影后,再回顾上学时期的争论,他觉得很荒谬:没有戏剧的底子,电影是拍不好的。
甭管能不能拍好,电影比戏剧挣钱都是不争的事实。93年老谋子拍《活着》,葛优片酬60万;而之前一年戏曲名家关肃霜在昆明演出《水漫金山》,出场费只有五百。演出结束后关老师对着青年演员们问:“你们学这个干吗?”
《活着》的投资人是宝岛人邱复生,靠出租录像带发家,来大陆投资电影一出手就是斩获威尼斯银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于葛优的片酬一口答应。而葛优就用这笔钱买了当时北京唯一的一辆蓝色宝马,“早知道该要80万。”
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来临,传统戏剧却在走下坡路。无论多少票友义愤填膺地说“传统戏剧还是有人看的”,都必须承认大多数人也就在春晚顺便看场戏。年年薪火相传,年年形势严峻,年年奔走呼喊,年年需要靠财政拨款。
戏剧剧团大多是事业单位,收支都是公开的。刚过去的2021年,湖北京剧团收入预算5244万,其中4944万都是拨款。尚小云的儿子尚长荣当年做客上海大学,主持人问了个问题,基本能概括这个市场的现状:
“由政府出资让百姓免费看戏的演出,一两千个座位的剧场往往只坐上一两百人,且大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是为什么?”
01
断层:当艺术与精神需求产生偏差
一个少有人知的事实是,中国电影最辉煌的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其实也是下滑的。
1982年,中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是210亿,到1990年只剩下了45亿。原因不是其他,而是全民解放思想,酒吧、迪厅遍地开花。1993到1995年,北京包括歌厅等在内的娱乐场所数量增长了六倍。夜生活丰富到北京歌厅的关闭时间从原来的0点,延后到了两点[9]。
年轻人哪见过这么多糖衣炮弹。1986年,崔健抱着吉他站在北京工体,裤脚一高一低,嘶吼着唱了一首《一无所有》,抢光了百人群星演唱会的全部风头。新中国第一个粉丝后援会在北大悄然诞生。但少有人知在一个月前,崔健在歌曲大赛上一轮游,音乐专家给出的理由是“过于非主流”。
当时,宝岛的《时报周刊》称崔健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此言不虚。崔健和邓丽君一个物理攻击一个魔法攻击,把中国人整齐划一的音乐审美敲得粉碎。很多人直到那时才意识到,音乐不是只有《黄河大合唱》这么一种风格。
不过当时风口仍紧,《人民音乐》曾出版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抓住邓丽君穷追猛打,搞得事业单位要求干部带头上交私藏的邓丽君磁带。后来李谷一唱了首类似风格的《乡恋》,把在编艺术家气的够呛:是谁指使你这么唱的?
直到1992年后,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大旗,一边是国外放进来的鲶鱼。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的第一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和之后的《泰坦尼克号》,面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连战连捷,刚刚完成放权搞活的国产电影体系,可以说是在市场化的战壕里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90年代是一个“审美大一统”被打破的时期,国粹不再只有八个剧目,影视作品里东欧社会主义兄弟的身影渐行渐远,1993年《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少林寺》观影人次数以亿计的场景再难复现,市场成为了唯一的准绳。
相比第五代导演在阿兰·德龙和山口百惠的夹缝里杀出血路,文化瑰宝的处境要艰难得多。毕竟只有八个戏的年代刚过去,人才和剧本都有断层。之后十多年,各地戏种都开始纷纷振兴,既艰苦卓绝,又筚路蓝缕,但除了上海歌舞团这个事改企的成功样本,真正转型的寥寥。
一方面,大量新的文化娱乐方式层出不穷,文化消费从集体转向个人,连电影都受到冲击,戏剧没有理由幸免。另一方面,戏剧人才出现断层,在市场化浪潮中败下阵来。
国内戏剧演员的黄金年代,是1949-1966这几年,也就是常说的“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初期,戏剧演员是统战对象,京剧大师周信芳当年也是作为人民艺术家,站在城楼上的。
早二十年,周信芳曾和富家千金裘丽琳幽会,闹得上海滩满城风雨。裘家气得扬言要“买他两条腿”。不仅因为周信芳是有妇之夫,戏子更实乃下九流之辈——正经人谁唱戏啊?后来周和梅兰芳一同去朝鲜慰问演出,贺龙看得惊呼“天下第一团”,零下十五度的野外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周信芳(左)与梅兰芳(右)
当时周信芳是上海京剧院院长,梅兰芳是中国京剧院院长,在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各地剧团收入虽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底薪+提成”,彻底扫除了师父剥削徒弟的封建糟粕。
1955年榆次秧歌剧团成立,公开招考,招进来就算体制内。50年后有媒体找到当年报考剧团的老人:“听说秧歌剧团招人,我就去了,一下就被选中了。成了公家人,户口和组织关系就跟着都转到了市里。村里人很羡慕。”
后来有人曾问周信芳为何迟迟不入党,他支支吾吾半天才吐露实情:平时住着小洋房,出门开着四轮小轿车,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是禁不起组织考察。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凡尔赛文学。
对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程往往只剩下零碎的只言片语。如果去搜索“京剧”“黄梅戏”“衰落”等关键词,得到的答案多半有“后继无人”。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先后逝去,文化消费四分五裂的时代。曾经两代人为之奋斗的京剧改良运动,至此止步不前。
归根结底,90年代开始的文化消费市场,有点类似于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提出的个人化与个性化,没有了工会组织,没有了上级安排,诞生于“审美大统一”时代的各种地方戏剧难以适应市场的瞬间开放。
事实上,从市井舞台败退后,戏剧一度联姻尚不成熟电视节目。没想到1997年《快乐大本营》横空出世,各种娱乐节目又将《曲苑杂坛》等打的节节败退。能开得起高档轿车的,从周信芳等戏曲名角变成葛优这种影视大腕。
需求萎缩,商业模式坍塌,文化瑰宝往往只能在电视频道和汇报表演里刷刷存在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时候只能狠抓一个。
02
转折:去哪里寻找增量
崔健在工体开唱的前一年,戏曲协会联合几个单位搞了个“梅花奖”,评奖范围涵盖歌舞、话剧、戏曲三大类。编制上和金鸡百花应该是平级,但存在感远不如后者。
有论文曾对梅花奖的获奖规律做过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财政补贴多的年份,获奖人数就多;财政对哪个类目补的多,哪个类目得奖的人就多。加上吃补贴的都在体制内,拿奖的市场化团体寥寥无几。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补贴每增加1%,梅花奖获奖总人数增加0.142。”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戏剧团体依靠财政补贴,其实一点都不跌份儿。哪怕是俄罗斯芭蕾舞团、英国国家大剧院,基本上也都是吃财政饭。
能够凭硬实力在市场化环境里杀出血路的,全世界可能也就两个,一个是自力更生的百老汇,上海歌舞团算另一个,诞生过《天浴》、《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剧目,到今天也经常场场爆满。但放眼全球,又有几个纽约,几个上海呢?
戏剧也尝试过嫁接新的媒介,比如央视戏剧频道,但受众有限。受此影响,连招商的刊例价都要低台里的兄弟姐妹们一头——15秒的广告,在周末晚上黄金时段卖三万,隔壁科教频道,周六上午都不止这个价。
后来还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怎么戏剧频道出镜率最高的并不是戏剧唱段,而是把同仁堂家族的命运谱写出史诗气度的《大宅门》?
剧中那句经典台词,“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便是原汁原味的京剧唱段。
戏剧原有的表现特点和商业模式都严重依赖线下演出,相比之下,音乐搭流媒体的便车就轻松很多。2008年,国际唱片协会对中国的论述还是“超过99%的音乐都是非法下载”,但随着版权法的确定,以及流媒体技术对下载的限制,2021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六大音乐市场,首次超越韩国。
然而疫情之下,本就脆弱的结构再次遭到重击。
今年9月,百老汇传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消息:《歌剧魅影》将永久停演。《歌剧魅影》常驻百老汇34年,是百老汇历史最悠久的节目,第二久的《芝加哥》才演了26年。《歌剧魅影》累计吸引2000万人观看,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但就是这样一个百老汇代名词的曲目,但在疫情冲击下还是没能顶住压力。
歌剧魅影演出现场
长期的停摆导致百老汇也不得不跟大洋彼岸取经,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财政补贴法案上。法案的名字言简意赅——《救救舞台》(Save Our Stages Act)。
百老汇如此,其他的中小型演艺机构情况只会更差。
疫情之下,戏剧的艰难转型变成了整个线下演出行业的群体性危机,正在复苏的话剧、初露峥嵘的脱口秀、星罗棋布的相声团体,都面临自救难题。要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吃不上财政饭的市场化机构。
抛开财政补贴,包括戏剧在内的所有线下演出本质上面临一个需求与供给“双分散”的问题。一方面供给分散,比如戏剧种类繁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个非常本地化的市场,其兴衰荣辱难免寄托于当地的购买力总量。
尚长荣谈及体制内剧团改革时,就提到了这一点:“北京、上海的戏曲观众数量和经济实力是一些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不能都套用上海、北京的改革模式。”
疫情来袭,线下演出急需寻找增量。
2021年大年初一,周杰伦和五月天、庾澄庆、萧敬腾等人在线上边唱边聊,五月天则在2021年开了三场线上演唱会——华语乐坛好像还是黄金年代的模样。
这时人们意识到,直播和打赏,为困境中的线下演艺打开了一扇窗。
03
借力:舞台之外,演出继续
一般来说,天天喊着“薪火相传”的行业,能招到实习生都得供起来,恨不得把“富二代”当成岗位要求写进JD里。如今,2000元月薪连富士康都不忍心开,却能招到一个黄梅戏演员。即便国营背景的安徽安庆潜山黄梅戏剧团,年营收也不过200万元左右。
日子虽然有些紧巴,但小众艺术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潜山剧团的收入通常有一半是财政拨款,另一半来自线下舞台。直到2019年,剧团每年仍有至少上百场演出,平均两三天一场戏。其中每场商业演出,报价都至少有3万元[7]。
这是国内许多民间传统艺术的写照:尽管已离开聚光灯中央,各地的线下舞台却尚有余温,足以小而美地活着。但这一微弱的平衡,最终止步于2020年。从那时开始,剧团再也没能离开过潜山市,半数以上的演出机会也就此蒸发。
商业模式的坍塌在所难免:疫情前,潜山剧团的演员每月除2000元基本工资外,每场演出还有100元的补贴。剧团因疫情停摆后,演员一度只能以基本工资度日。
疫情时代,哪怕“富裕家庭”也没余粮了。4月28日,两个世界闻名的演出团队不约而同宣布暂时解散。一个是杨丽萍打造的《云南映象》,另一个叫陶身体剧场,是中国首个应邀在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表演的现代舞团。凡是中国人认得出国旗的国家,大多都留下过两者演出的身影。可一切繁荣,终抵不住时代的车轮从身上碾过。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统计,2021年国内演出市场的经济规模为335.85亿元,略有回暖,却仍只有疫情前的六成水平。
在潜山剧团,团长汪卫国一狠心,掏出20多万买了大大小小的直播设备。他不甘就此沉寂,看到隔壁县剧团在抖音上已如火如荼,总觉得也有机会。5月,他带着剧团试水抖音直播,没想到首月就收到了十几万元的直播打赏,突然不愁没钱发工资了。
潜山市黄梅戏剧团抖音首页
抖音直播间内,类似潜山剧团的逆袭远不是孤例:
由残障人士组成的北京山水民乐团,曾登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在疫情冲击下,一度几个月没有收入;成立27年的北京现代舞团,因为交不起东北五环外费家村租的房租而离开,舞团处于解散边缘,大家开始琢磨一件事:要不试试在网上教跳舞?
一个并不起眼的直播间,让困境中的乐团和舞团看到了希望。
山水乐团十周年抖音直播
这些成功并非偶然,背后离不开直播打赏模式的赋能。但直播的庞大能量,是长期以来,技术、内容两者共同拉动的结果。
直播打赏之于下线演出,本质上解决了几个问题:
1.不改变其原本的商业模式,而是通过赋能创造增量。以戏剧为例,相比电视和流媒体,直播进一步缩短了演出与受众的中间环节,连接了原本分散的需求和供给。
2.为线下演出创造新的造血方式。以往线下演出的线上化,本质上还是把流量通过广告变现,直播打赏使得线下演艺可以以低成本和内容实现快速造血。
3.直播打赏并没有导致话语权的倒置,平台本质上在充当一个技术提供方的角色,对于内容创作和演出本身,没有干预的基础的意愿。
归根结底,直播打赏的作用就是将原本分散的供需两端集中,提供一个市场化的环境,让大家各取所需,也为饱受疫情困扰的线下演出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变现渠道,度过当下的难关。
相关报告显示,我国直播用户已有7. 03亿人,约占全体网民的七成左右;而过去一年中开播过的用户就有约1亿个,平均每14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主播。不愁没想看的,就怕看不过来。
因此对戏剧等小众艺术而言,过去尚可通过频繁的线下演出来连接各地的观众;只是当下出个小区都困难,直播显然成了剧团重获增量最好的形式之一。
受益于此,过去一年抖音直播间内上演了80万场戏曲,比线下演出市场总量还多了三倍有余,订阅、点赞和打赏,在不知不觉中为古老的艺术嫁接了新的形式。
直播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打赏作为应运而生的一种商业模式,也在不断走向成熟与理性,日渐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消费行为。
相比于仅有335亿的线下演出市场,同时期直播打赏的规模已超过1800亿元,人均年开销约257元,更利于文艺工作者变现。因此对众多创作者而言,直播打赏已然成为一种有效且重要的全新造血手段。甚至对许多人来说,直播打赏的造血功能更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消费是个性化的,直播也是充满个性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典型媒介,这就是直播打赏的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直播打赏,由残障人士组成的山水乐团,可能已等不到登上冬残奥舞台的那一天。
2020年,失去了舞台的山水乐团遇到了解散危机。一群人本来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老旧四合院,很快连那儿也租不起,搬到了更犄角旮旯的地方。最终直播打赏成了救命稻草,三年下来乐团成员的工资更是翻了一倍,人生第一次过上了月薪一万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觉得,文艺工作者谈钱未免有些俗套。但要知道在这重身份之前,艺术家首先是个打工人。
04
尾声
1950年代,《天仙配》的歌声风靡全国,安徽省决定将当地的两个黄梅戏剧团收归国营,由国家干部担任团长,剧团成立了党组织,演职员也拿起了固定工资:全团59人,平均月薪44.62元,主演能拿70元。
当时,企业工人分为了八个技术等级,70元月薪相当于一个北京6级工人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看也得是个大厂P7的水平。只是谁都没想到70年过去,抛物线顶点依旧定格在五、六十年代。
疫情冲击下,去超市打工或者送外卖的演员不在少数。从某种角度来说,艺术和商业不仅不冲突,一个商业配套齐全的环境,甚至是实现艺术的基础。
戏剧演员程程16岁加入亲戚的剧团,后来成为了湖北一家民间剧团的当家花旦。她唱的第一部主角戏,也是《天仙配》。
但她还是羡慕省市里的专业剧团,因为他们的演出都在剧院,自己则要坐大巴四处奔波。最重要的,演员们除了工资还有“五险一金”。
直到程程开始在抖音发布自己唱黄梅戏的短视频,三年内收获了超过78万粉丝。直播打赏的收入,一部分用于缴纳社保,一部分则用于精进业务——比如去学习一些冷门唱段和置办专业的行头。
无论何种艺术,它首先是一个职业,决定其繁荣与否的要素也不在金字塔尖,而是位于底层的那些个体的命运。对于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心怀艺术梦想的人来说,先交上社保,再去谈艺术,是一件最正常也最值得做的事情。(来源: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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