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一直有人在修复才能保存这种独门手艺，一旦断掉手艺就会消失。”
短视频中展示了古籍文献修复细节。图/受访者提供
古籍修复师廉成春的工作室坐落在京郊一栋板楼的顶层，房间朝向很好，南北通透，阳光总是正好洒在房间里那张宽大的长桌上。她每日在窗前伏案修补，修复工具被整齐码放在笔筒中，身后是一摞摞年代、材质、颜色不一的旧纸张。唯有工作台上的手机，连接起这门古老手艺与现实世界。
廉成春在网上发布古籍修复短视频已有一年多了。她会在工作之余按主题把自己的修复过程记录下来。拍摄完成后，她将视频简单剪辑到一分钟左右，再配上软件自带的音乐和简易特效发布在各平台上。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门技艺。当时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完全没有想到之后的传播效果。”她说。
“国家队”之外
视频的传播效果远远超出了廉成春的预期。
一段段以“虫子和书的故事”“补洞不补穿”“明代书页细节补洞”为题的短视频以最直观的方式分享着古籍修复的点滴，迄今为止收获了7.6万名粉丝。有人私信她咨询古籍修复技艺的学习途径，也有人委托她修复家里的旧藏，大家在评论区和私信里交流互动，廉成春因此结识了不少同行和朋友，也招来一些质疑。
一次，有网友在视频中发现廉成春修复古籍时没有戴手套，认为她作为民间修复师技术并不专业。面对这种不信任，她并不气恼，只是耐心回复网友，由于古籍纸张极其脆弱纤薄，如果戴手套会干扰修复时的灵活程度，修复师在工作时都会时时“净手”保证手部的清洁。
廉成春在修复时拍摄短视频。图/受访者提供
这样的误解只是小插曲，作为民间修复师，廉成春还有更大的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待遇不高。国家修复古籍是为了让文化延续，不属于商业行为，而民间修复主要对接的是拍卖行和藏家，他们当然会要求尽可能低的成本。”廉成春告诉《中国慈善家》。“修书和修鞋没什么区别，都是补补洞。”一位藏家对《中国慈善家》直言不讳。
《藏书报》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四十余家民间修复机构和二百名民间修复师。像廉成春这样开设独立工作室的是极少数。
对于古籍修复师来说，能接触到的书籍年代越早，越是对其修复能力的一种肯定。“像我这样能修到宋代古籍的民间修复师真的非常少。”廉成春说，“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两册破损严重、价值很高的元代古籍，当时就想如果有幸能够获得此书，一定要把它们修复好。”后来她竟真的如愿以偿，并且修复成果得到了业界一致好评。
民间修复师廉成春工作室内景。图/受访者提供
修复工作不但繁琐，而且有时必须一口气修复完成。廉成春往往一修就是一整天，从白天坐到黑夜，家人都睡觉了她还在案前修补。由于修复需要在强光下细看书页，她长时间面对LED灯，眼睛经常酸痛不已。书页里往往满是灰尘，翻阅时也会被呛得咳嗽连连。此外，由于需要低头握笔，颈椎病、腱鞘炎、腰背痛都找上门了。面对种种“职业病”，廉成春依然乐在其中。
当年，在山西榆次轻纺美术学院(现已并入山西理工大学)初学古籍修复技术的她很快就被这些泛着墨香的书页吸引，决心踏入修复行业。当她发现偏重理论知识的课堂学习并不能满足自己，廉成春并没有急于就业，而是在亲戚的引荐下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修复手法，提升技艺。
自2008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图书馆开设了一批面向民间古籍修复工作者的学习课程。廉成春在开设个人工作室后再次去国图进修，并结识了业内的顶级专家。
小众绝学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已在国图工作近五十年，他见证并参与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早已退休的他还是会在空闲时到修复组转转，也会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指点迷津。
“民间修复有非常大的存在必要性。散落民间的古籍藏品不计其数，让民间配合着国家修复，效果会很好。”杜伟生立场鲜明。
在古籍修复行业工作了45年的“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师杜伟生在给社科院的学生们讲课。摄影/董洁旭
同时，他也认为短视频传播对于古籍保护很有价值。“做这方面的宣传并不是为了让很多人一拥而上去学习古籍修复专业，这种热度是浮躁的。关键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修复组是在做什么。古籍里蕴含着的是传统文化，这是作为中国人不能丢的东西。我们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公众的重视，最好从小学起就开设相关课程。”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强调，“古籍修复技术的传承性非常强，古保办一直很关注人才的培养。”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技艺传授模式为师父带徒弟，言传身受，代代相传。师徒制仍然延续至今，但形式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和灵活。
古籍装潢修复行业自古有传承，1990年出土的敦煌遗书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有标注装潢手字样。图/受访者提供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朱振彬是全国最顶尖的古籍修复师之一，他于2018年担任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传习所导师。如今，全国已经分设了几十个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培养学员百余人。
朱振彬介绍，传习所可以看为传统师徒制的“优化版”。一方面“师带徒”共同修复古籍，老师传授给学生完整的技艺和工作习惯;另一方面，班课的方式使得学生不止得到一位老师指点，弥补了传统师徒制信息单一、私人关系复杂等缺点。同时，国图与各高职大专陆续开设古籍修复培训班，培养千余人次学员。在各种努力下，我国古籍修复队伍已经由2007年时的不到百人，扩展到现在的千人左右。
朱振彬从18岁进入古籍修复行业，至今已经近40年。摄影/董洁旭
杜伟生依旧认为古籍修复必然是一门极为“小众”的职业。他强调古籍修复是一门上手容易但做好很难的手艺，“目前需要古籍修复师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不是从业人数越多越好，国图现在已经不对外招收零基础学员了。或者说古籍是不能被快速修完的，必须一直有人在修复才能保存这种独门手艺，一旦断掉手艺就会消失。”
他提出古籍修复需要特殊人才，不但要满足传统中“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的要求，还需要视野开阔、掌握专业技术，“之前做这行不需要学历，大家都是在实践中历练的。现在的年轻人眼界要更高，你看我们馆，学习化学、美术史、造纸专业的都有。”
冷与热
“自从《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大家对古籍文物的兴趣一下子就起来了。采访和宣传越来越多，我都想建议国图搞个周期性记者招待会了。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仍然很少有人坚持这份兴趣，行业也还是很难留住人。”采访中，朱振彬向《中国慈善家》坦言。
作为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的关门弟子，他亲历了这个行业的冷与热，甚至也会担心当下的古籍修复事业有些“虚热”。
除了公众的好奇心、关注度，来自企业的捐赠也让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越来越高。
古籍的材质多是极易破损的纸张，损坏风险极大，据估算每翻阅一次就会折损六十余年。虽然“尽量少翻阅”一直以来都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宗旨，但是在版本鉴定、纸张辨析等涉及文献载体本身的工作中仍然存在动用原本的需要。
修复师的装裱三件套：排笔、板刷、小扫帚。摄影/董洁旭
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起数字化便成为古籍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一直以来，数字化就面临着人工录入速度慢、扫描辨识度低等难题，八十年代制作的微缩胶卷也因为技术条件限制清晰度有限。
互联网巨头陆续向古老的修复行业投来橄榄枝。2021年5月，阿里巴巴联合四川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图、浙图等单位合作开展“汉典重光”古籍保护公益项目，搜寻流落在海外的古籍藏品，并由阿里达摩院利用“人机交互”识别链路技术高效高质进行数字化。字节跳动也于6月初期捐赠一千万元，与国图、中国文保基金会合作成立“古籍保护专项基金”。
廉成春没有想到的，是她创作的内容会引起抖音官方的关注，更间接促成了“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的成立。“创作者用视频等形式展示自己与古籍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古籍修复的使命感、古籍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古籍内容的延展空间。”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负责人罗海岳这样向《中国慈善家》介绍基金成立的初衷。
“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不过目前各种公益支援都面向馆藏古籍和体制内修复师，我们民间修复师也希望能参与到项目具体修复工作中。”欣喜之余，廉成春也表达了自己更多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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